魏江：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商学教育？
魏江表示，“如果老师还抱着旧的东西教学生，20年后商学院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大学培养人才也不只是追求就业率。
“今天在应用研究和创新领域，企业已经一点不亚于高校了，那么就有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今天的高校应该干什么？”
对话中，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魏江提出了这样一句设问，这让我想起不久之前，他在一次演讲中对中国商学教育的点评：
“虽然我们每个教授都在说‘今天的时代变了’，但中国的战略管理教学还是在刻舟求剑。”
在伦敦接受采访时，魏江又提到了“变”的问题，他解释说：“管理是一门形而下的学科，需要的是快速响应需求。今天管理教学的内容和方法都亟待改变，这是全世界商学院都面对的问题。”
在魏江的眼中，虽然正值一个重商气氛居高不下的年月，中国的商学教育却正面对着一些不容忽视的尴尬。
一个显著的问题，就是长期稳定的学院经典与不断跃进的商业现实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气象万千的现实世界中，“新模式”、“新理论”和“新权威”在不断涌现与突变，这让学院里所因循的教条和传统难以与时俱进；而与此同时，面对不断变频迭代的商业生态，人们也在疾呼更具深度和长效机制的教育与研究。
消长之间，商业和教育，都在被重新诠释。有关“教什么”与“怎么教”的讨论，也被重新搬上台面。对教育者而言，此间的平衡与变革，维系着教书育人的天职，也事关生存发展的现实。
回到最初的那个疑问：变迁的版图中，学院应该干什么？
在魏江看来，学院最终应回归基础研究与人才培养。
“一所大学如果只依赖在自己的学位证上盖个章来获得溢价，这个大学是没有希望的。大学的生存和发展，归根结底要看它所授课程的内涵，要看它所培养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访谈摘录
FT中文网：今年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鼓励企业牵头实施重大科技项目，支持科研院所、高校与企业融通创新，加快创新成果转化应用”。在今天“产学研”的三方关系里，学院处在什么位置？
魏江：其实中国大学在产学研合作方面，做的是非常棒的，甚至领先欧美。我这里是指产学研合作，不代表技术水平。（上世纪）80年代到2010年左右，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很低，非常依赖高校提供科研支撑，那个时候很多老师都通过办企业实现了技术转移。但此后企业的创新水平越来越高，今天在应用研究和创新领域，企业已经一点不亚于高校了。所以当下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今天的高校应该干什么？
我认为，第一：应该回归基础研究；第二：回归人才培养。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是一条很长的路。如果过度强调高校的产业化，实际上就会阻碍基础研究发展。高校要更注重培养有创新能力的人，而不是培养一个能马上实现产业转移去办公司的人。我很反对一味强调要高校的人去开公司，因为我们的愿景和使命是确定的，如果发生偏移，就没办法好好培养人才。
FT中文网：有观点认为，教育在今天面对的挑战，不仅来自教学的方式，同时也来自研究层面。因为互联网时代让商业节奏更快、更动态，所以研究和知识创造的过程也在发生变化。商学院该怎么面对这个问题？
魏江：教学包括两个方面：内容和方式。
内容是什么？中国商学院所应用的模型，基本上都来自欧美。从纯理论角度看，这些理论都是非常领先的。但是管理学和经济学不一样，管理是应用型的学问，需要的是快速响应需求的变化。如果我们用别人产生于上世纪三、五十年代的理论，来看今天的管理问题，这些理论产生的背景就已经变了。在一个节奏非常快的时代，再用一个比较静态的模型去讨论管理问题，就是一个刻舟求剑的行为。
再一个就是教学方法的问题。现在给学生讲的一个又一个的“Model”，其实学生会非常方便的上网搜索出来。只要他有个手机，这些知识就全有了。你再讲个“SWOT”、“PEST”，不用你讲，学生早知道了。我就告诉我们的老师，再过20年，如果还是抱着一成不变的东西去讲课，商学院就不再被需要了。
FT中文网：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什么？
魏江：Research，做真正的研究。发现新问题，诠释新问题，解决新问题。
FT中文网：具体如何做呢？
魏江：我总结为三点：走进来、走出去、做平台。
“走进来”，我们邀请阿里巴巴、海康威视这样的企业的专家走进校园，担任研究员、讲师。目前浙大商学院50%的讲师都是来自企业，他们把案例带进了校园
“走出去”，我们鼓励教授们主动跟企业建立联系，亲身参与到真实的商业管理中，这已经列进了教授们的考核项目；
“做平台”，今天都强调要有互联网思维，商学院也不例外，所以我们也要像互联网企业学习平台思维、打造生态系统。比如我们跟阿里云合作成立了数字经济研究中心，双方共同研发课程、设计学生的培养模式，以平台为载体，促进高校和企业的充分、及时互动。
FT中文网：在你看来，商学院和企业的理想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
魏江：必须要走得更近。商学院的理论和数学物理不一样，不是在纸上演算就能算出来。商学院研究的问题是需要在实践中发现的，然后依靠洞察去解决问题。
环境变化非常快，企业的形态发展也非常快。所以学校要和企业无缝对接，但是这种对接的目的不是为了产业化，而是去总结提炼中国企业遇到的现实问题，然后上升到理论，再形成创造性方法，给更多企业提供解决方案。
FT中文网：能否举一个例子？
魏江：就以新零售行业为例说明。业界对新零售的理解，更多是聚焦在提升消费者购物体验、迎合消费升级需求和线上线下融合趋势等方面。但是从学界的角度，我们从整个产业链和生态的角度来看。零售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业态，是生产方和需求方实现价格转移的过程。
传统零售业的问题在于从生产方到需求方之间的中间商太多、又非常强势，通过压低生产方的利润和抬高需求方的价格获利。这样从源头上压榨生产方的利润，压制了它们的创新能力，零售业就是一个低附加值的行业。
新零售的本质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如何把中间的渠道环节缩短甚至消除，依靠的是提升效率降低成本，而不是靠生产方让利；保证生产方利润的前提下，推动它们进行创新升级，像盒马鲜生等一些企业已经在开始做这些事情。
这是我们考察新零售的切入点，而不仅仅看铺了多少无人货架、或者有多少个APP这样的数据。
FT中文网：和企业相比，学校的优势在哪儿？
魏江：第一，系统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第二，人才储备。
FT中文网：说到的人才，现在企业越来越关注人才的创造力和创造性思维，但中国教育留给人的印象还是更强调应试的。在培养创造能力方面，教育还有改良空间吗？
魏江：如果大学对于人才的培养，还是以就业率为考量目标的话，那么教育就是失败的。我强烈反对考量浙江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有多高。中国学生从来都是一毕业就马上找工作，因为国家考核高校是以就业率为指标，老师、辅导员和书记也全都在鼓励学生就业。我们需要有思想的人，能够去关心国家。然而今天很多的学生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只关心年薪是多少。
为什么不鼓励学生毕业后去西部看看、去非洲、去世界各地看看？这样回来他的整个境界都会改变。我们需要有使命感、有责任的人，而不只是只会干活的人。
大学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专业分的很细很细。学会计的毕业后做会计，学营销的毕业后做销售。我认为有必要让浙江大学取消所有的专业，因为我们需要的是懂历史、懂文学、懂管理、懂人文的人才，未来做什么职业，等到研究生再去学。
FT中文网：但是等到企业招聘的时候，还是会招对口的人才。比如历史、文学这样的专业还是不如理科专业受欢迎，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魏江：那是这些企业还没有看到趋势的变化。真正一流的企业，像美国的谷歌、Facebook，中国的华为、阿里巴巴，它们真的不太在意你本科学的是什么专业，它们在意的是你的能力、创新，你从哪个学校毕业的等等，具备学习的能力才是它们想要的人才。
FT中文网：如果从现在看未来五年，你的学生最该具备哪些素质？
魏江：第一、会问问题，第二、要有自信。
现在都是在课堂上没有学生问问题，等到了考试，都来问问题了，问哪些是重点哪些不是重点？提问能力体现的是创造能力，不应只是关心表面问题。自信也不是自我感觉天下第一，自信要有中气和底气，要懂得坚持和努力。
FT中文网：这几年在西方，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思和讨论越来越多。关于经济制度、商业伦理对社会、对个人的影响，有不少讨论，这其中也包括对商学教育的导向和内容的再思考。中国的商学院是否有必要重视西方的这些反思？
魏江：中国商学院的教材、案例研究、教学模式，不少都是学西方的，这本身没有错，因为我们早期的发展太快了，学习是肯定的。
但随着西方的反省，我们也开始反省。用西方管理制度和工具，管理自己的企业，是行不通的。过去觉得人家的理论很先进，我们的企业很low。现在中国企业已经开始关注自己的东西，因为中国的文化一定是嵌入在中国人本性中的，所以很多中国企业也开始有了自己的理论。
FT中文网：对商业伦理的讨论和教育，在今天还重要吗？
魏江：非常重要。现在很多商业伦理的教学，都是建立在西方理论的基础之上的，所以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很多领域的创新很快，但是也伴随着“坑蒙拐骗”。所以还是需要回归到中国自己的商业伦理，用中国传统文化，解决内部的发展和伦理问题。这是原来的商学院没教好的。
信息来源：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