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我考上了浙江大学管理专业研究生，当时还是科学管理教研组，直至入学第二年，1980年才正式成立科学管理系。

    1978级和1979级研究生是文革以后高校首次恢复研究生招生，两届学生入学实际上只差半年。浙江大学1978级招收200多人，1979级招收50多人。
    78、79级研究生大多是文革期间大学毕业的，已经在社会上工作了近10年。在当年文革十年动乱，高校停止招生，教学科研活动无法正常开展的情况下，只有那些有理想、有能力、善学习、会坚持的人，才能抓住这个机会，成功考上研究生。
浙大78、79级研究生中，出了不少栋梁之才，如浙大老校长、工程院院士潘云鹤，中山大学老校长黄达人、原浙大常务副校长倪明江、原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吴世明、工程院院士龚晓南等等。

    浙大79级研究生各系各专业一共50多人，是一个大班，班长是倪明江。浙江大学管理学是从79年开始招收第一批研究生的，一共招收了10人，他们是：陈德行、陈祝平、顾新一、胡介埙、蒋绍忠、李静、马庆国、许龙贵、赵良臣、郑渝生。我们浙江大学科学管理工程系79研究生班是一个小班，班长是胡介埙。

浙大管院1979级首届研究生班合影

    浙江大学管理研究生的教学计划，是参照当时发达国家管理专业的研究生课程，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制订的。
    由于当时师资力量不足，我们浙江大学的十位管理硕士研究生和上海交通大学管理系的十位硕士研究生组成一个班级，轮流在浙大和上交大合班上课。任课教师除了浙大和上交大管理系的老师以外，还聘请了中科院系统所的老师讲管理科学的有关课程。
    例如中科院系统所吴沧浦先生讲动态规划，蕫泽清先生讲排队论。由于当时管理科学的教学刚刚起步，没有任何教材，上课用的都是这几位老师自己编写的油印讲义，打印的错误较多，纸张也很粗糙。
    不过，这些都不是问题，重要的是吴沧浦先生和董泽清先生都是相关学术领域顶尖的学者，讲课深入浅出，既有有很深的学术造诣，又有生动的实践案例。

    这两门课的内容全是数学，比较艰深。我们这些同学大学毕业后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近十年，当时年龄都已三十有余，重新回到课堂上系统学习这些管理科学的课程，确实难度不小。好在我们这些同学本科都是清华、复旦、浙大这些名校的数学专业，基本功非常扎实，面对这些新的课程，都学得津津有味。

    吴沧浦、董泽清两位老师除了有高超的学术水平，对我们这批“老”学生也非常关心体贴。课间我们常常向这两位老师诉苦，“我们这届学生上有老，下有小，已经多年没有从事数学专业了，如今重新拿起困难重重”。
    两位老师面对我们的倾诉，总是耐心鼓励我们。他们常说，“你们能够考上浙大、上交大的研究生，说明你们还是非常有实力的，学习有困难可以理解，不要着急，要慢慢来。”

    记得那年排队论考试的时候，蕫泽清老师一直站在我的身后看我答题。

    有一道题我久久没有动笔，他亲切地问我：“怎么啦？”

我说：“这道题我不会做”。

    他拍拍我的肩膀，说：“没关系，考完后我再给你讲讲。”

交卷以后，董老师真的非常详细地为我讲解了这道题。

    由于这两位老师的言传身教，我毕业后也留校任教，并选择了运筹学作为我的专业方向，后来几十年我都一直从事运筹学的教学和研究。

    每当我写教材、讲课，每当讲到动态规划、排队论这两部分内容时，我总会想起吴沧浦、董泽清两位老师。他们的严谨治学的精神和学术成就令人敬佩，他们的为师之道也一直是我的楷模。

    岁月流转，我在浙大硕士毕业已近四十年，在浙大管院工作也有三十余年，感谢浙大对我的栽培，在浙里求学的经历是我一生最宝贵的回忆，同时非常荣幸能够亲身参与并见证浙大的发展，衷心祝愿浙大的明天更加辉煌。

作者简介：蒋绍忠

    198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管理系，获硕士学位。历任浙大管理学院讲师、副教授、教授。曾担任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管理科学教研室主任、管理系副主任、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浙江大学财务处处长、教务处处长、浙江大学副总会计师等行政职务。

    蒋绍忠教授长期从事运筹学、决策理论与方法、数据模型与决策等学科的教学与研究，编著出版的教材有“系统动态学”“线性规划与网络优化”“管理运筹学教程”“数据模型与决策”等，发表的相关领域的论文十余篇。

    蒋绍忠教授两次获得浙江省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先后获得“中国优秀博士硕士学位获得者”“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